文/杨牧
1964年春，一个朋友从新疆回到家乡渠县三汇镇来探亲，见到无路可走的我，便劝我去新疆闯闯。
我早就听说新疆天高地阔，这下更是来了精神，当即卖掉了我心爱的小提琴，七拼八凑地备了百十来元路费，然后只提着一个小提包，那里面装着我的希望与追求--一叠诗稿，一本《汉语诗律学》。
我像虔诚的信徒奔赴自己心中的麦加，北越秦岭，西出阳关，来到了新疆石河子。
拿着朋友写给朋友的引荐信，我先是来到了安集海。
“你先住着，工作的事我慢慢联系。”在安集海，那位朋友的朋友这样说。
可一连好多天过去，工作的事都不见着落。最后，我又按照朋友小说上的描述一路来到了莫索湾五场，见到了另一位朋友。
“指导员已经给你批了三个月的探亲粮，参加工作的事下一步再说，你别着急。”朋友这样安慰。
“到我们那里去吧，我们场在招工呢。”莫索湾二场的一位机修工朋友带我又来到了工程队。
最终，我在莫索湾二场工程队当了一名工人。
头一天上班，指导员---一位黑黝黝的山东小个儿，叫住了一个排长:“这小鬼编在你排里吧。”
“好。”
排长-----一个魁梧高大，长着胳腮胡子的甘肃大汉，转过头来对我说:“你跟我到西营城去上班吧。”
我心里纳闷，怎么，有城?
我跟在排长后头，边走边问:“城在哪里?”
排长往前一指:“喏，那就是。”
什么城哟?戈壁上，只有几堵残垣断壁，几茎芦苇，几蓬骆驼刺，还有两峰骆驼。
呵，骆驼!它正踏着坚实的步伐走来。西营城那边，那广阔的人工辟成的条田里，拖拉机来回奔驰，发出震耳的轰鸣声。条田四周，整齐的防风林带已吐出淡淡的新绿，望着这一切，我感到通身火辣辣的。
这就是边疆的军垦农场，我的第二故乡，我就要在这里扎下去了。
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抻腰筋的活儿--打土坯。定额是每天七百块。我领来一副坯模、一把铁锹、一张泥弓，学着老同志的样子挖土，放水、和泥。
正值倒春寒，手插进稀泥堆里，碰到的都是冰凌渣子。不到一个星期，十个指甲缝就裂开血口子了，就这样，我每天硬碰硬地交出七百块土坯。
班长看我这副样子，劝我:“你刚来，不要死拼任务了，少打几块也不要紧。”
还能少打?有了这句话，我心里暖暖的。
有一天，满口甘肃腔的排长找到我:“你会写黑板么?”
那还用问，对在老家当过老师的我简直小菜一碟。
从此，工地上便挂起了一块小黑板，那上面除了写有每个人的当日工效，还摆着“擂台”,边头角脑处，还画有挺拔的白杨，奔驰的拖拉机，红红绿绿，煞是好看。
每天凌晨，当第一声起床号音响起的时候，我站在帐篷外面，望着夜色尚未完全退尽的那辽阔幽远的大地，听着从周围连队营区里传来的悠扬的钟声和激昂的军号声时，心里总是充满了庄严和自豪的感情。
军垦农场的生活就这样以她那蒸腾着的热气，熨贴着我这个来自大巴山麓的青年身上的创口。
有一天，在紧张的劳动之余，我躺在简易的铺上，看着帐篷壁上那帆布做成的小窗，和小窗下已经鼾然入梦的伙伴，我心动了。
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，为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帐篷写了一首诗，题目就是《帐篷》。
碰巧，这时场里要搞文艺汇演，工程队正愁拿不出节目去参加呢，指导员来找我想办法，我便把这首诗改成了对口词，又挑来两个俊小伙子连夜赶排，还挺争气，居然从场部挣回来一张大奖状。
工程队得了文艺奖，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，大伙儿都喜得合不拢嘴。
指导员找到我:“你就担任咱队的俱乐部主任吧!”
我嗫嚅着:“我出身不好，上次填表时，我都写在上面了......”指导员笑了:“没关系，我们已经研究决定了。”
俱乐部主任上任了，我编黑板报，绘制全队工效进度表，组织篮球赛，最吸引人的是连队自己主办的文艺晚会了。
我又编又导又演，还要拉二胡，整天忙得不亦乐乎。
每逢节假日的晚上，高悬的汽灯照亮了那个用脚手架杆搭起来的露天舞台，锣鼓丝竹之声早逗得儿童们伸长了脖子。
活泼、轻快的山东吕剧调响起来了，我按了按粘在鼻子下面的羊毛，紧了紧头上扎着的白毛巾和腰里的红腰带，端起一个长杆烟锅，拿了拿架式，便踏着节拍，率先出场了。
我编的这个节目叫“十个老汉学《毛选》”，连着演了几场，每次都博得一阵阵掌声和笑声。
时隔不久股票10倍杠杆正规平台，场部宣传队又调我去当了编导。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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